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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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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度参与《陕西省黄帝陵保护条例》制定工作，在立法过程中，联合文物、林业等部门反复论证，累计征集专家学者、群众代表意见200余条宝搏体育平台，确保法规既具法律刚性，又有人文温度。”陕西省司法厅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陕西省黄帝陵保护条例》已于今年4月正式施行，以“守护中华文明根脉”为核心，详细划定保护范围、明确责任主体，将“祭陵、护陵、传陵”的文化传统上升为刚性法律规范，为“桥山柏常青，文脉永流传”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我们推动修订《陕西省延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进一步强化‘整体性保护’理念，将旧址本体与周边村落风貌、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进行统一规划，让杨家岭、枣园等承载革命记忆的场所始终保持历史原貌。”陕西省司法厅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宝搏体育平台，条例还专门增设“社会参与”条款，鼓励志愿者参与旧址维护，使红色文化守护成为全民行动。

2023年1月，《陕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条例》正式施行，成为陕西红色文化保护领域又一部里程碑式的法规。该条例不仅明确了延安宝塔山等革命文物的保护标准，还创新提出“活化利用”路径，规定“鼓励运用VR/AR技术还原革命场景”“支持学校将革命旧址作为研学基地”。依托条例支持，延安革命纪念馆推出“数字窑洞”展项，已吸引超过10万名青少年“云参观”，红色故事正以更鲜活的方式深入人心。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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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国际港站，红色龙门吊日复一日地将光伏组件、家电产品等货物吊装上中欧班列“长安号”。截至2025年7月，中欧班列(西安)累计开行突破3万列宝搏体育平台，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核心指标稳居前列；18条干线贯通中亚、辐射欧洲，向南连接南亚，向东对接沿海港口，织就一张“海陆空”立体开放网络。跨里海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运行时效大幅提升，不仅打破了传统亚欧贸易对海运的依赖，更让陕西成为连接中国与里海地区的关键枢纽。

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陕西货物进出口总值达4540.74亿元，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增速尤为突出，占全省进出口比重过半，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加工贸易的亮眼表现，更印证了陕西从传统能源出口，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产品输出的转型成效。在吉尔吉斯斯坦，陕煤集团投资的中大石油项目作为当地投资规模最大的外资项目，不仅稳步推进生产运行，更用“本土化运营+区域辐射”的思路，打通多国出口通道，盘活投运13座加油站，取得61类商品进口关税优惠政策，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从“工程交付”转向“生态共建”的生动样本。

而陕西自贸试验区则为这种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一系列创新案例在全国推广，区内企业数量与进出口规模持续壮大，保税维修、再制造试点等政策，为产业与贸易的深度融合开拓了更灵活的空间。同时，陕西自贸试验区创新推出的国际商事争端“融解决”机制，让陕西从单纯的物流通道，逐步向参与贸易规则构建的角色跨越；云舱系统、“单一窗口”等数字化手段的应用，大幅压缩了报关、通关时间，推动“通道经济”加速向“产业集聚+贸易辐射”转型。

贸易规模的扩大与产能合作的深化，又进一步催生了对高端开放平台的需求，陕西需要一个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对话窗口”，将局部的贸易优势转化为全局的开放势能。欧亚经济论坛便是这样的载体宝搏体育平台，多年来已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促成数百项合作协议落地，成为亚欧经贸交流的重要坐标。今年的欧亚经济论坛以更加丰富的议题框架，聚焦绿色能源、物流枢纽等领域，持续释放合作机遇。此外，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同样成果丰硕，聚焦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让“陕西机遇”与“全球需求”精准对接；交通枢纽与平台建设的联动效应愈发明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不断加密国际航线，实现中亚主要城市通航全覆盖，国际货邮吞吐量大幅增长；而成立欧亚经济论坛智库联盟、优化过境免签政策等举措，更让陕西从“货物集散中心”向兼具模式创新、信息互通功能的“开放实验室”升级。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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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香》是以南宁独具特色的邕剧为载体，融合茉莉花、民族节庆等本土元素，匠心打造的一部洋溢鲜活地方人文气质与浓郁民族风情的乡村振兴题材现实主义作品。该剧讲述的是，在横州茶厂老厂长的引领下，莫离与天香携手一批有志青年，坚守信念、勇于拼搏、奉献青春，成功转变当地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在茉莉花规模化种植基础上，推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动人故事。

【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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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即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的500余位学者共为“中国之学”带来“世界视角”。从昔日的古典文献译介到今日的全球对话，世界认识中国的方式何以发生演变？今天构建“中国叙述”又为何需要各国学者共同参与？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杨慧林：文学作品积淀了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文化记忆，是理解一种文化生态的直接入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如此。中国古典文献的西译当然离不开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风貌呈现于生动的故事，而独特的叙述方式本身也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其受众往往遍及不同阶层，可能是其他文献难以替代的。

例如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之前，曾为其内弟推荐过一份书单，其中与中国相关的两本书都是文学作品：一是大家熟知的《赵氏孤儿》；另一是如今虽不那么广为人知、却很早就被翻译到西方的《好逑传》。《赵氏孤儿》在西方流传甚广，还影响到伏尔泰等重要思想家，成为西方认知中国伦理观念和家国情怀的重要媒介；其法文译本最早被收录于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杰斐逊看到的英译本就是据此翻译的。而他看到的《好逑传》是由英国诗人珀西编订，部分采用已有的英译本，部分是珀西本人译自葡萄牙文。与之相应，19世纪中叶以后，不断有西方学者借助西方的文学史观念，来梳理中国文学的历史。英国汉学家翟里斯在其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序言中甚至声称：“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中，这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首次尝试。”这一说法当然并不准确，但或许也可说明，文学作品对于西方认知中国是多么重要。

杨慧林：“世界中国学”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历史的中国之学”和“当代的中国之学”必当涵纳于“世界之中国”的背景之下。如果说今日之中国已不是“中国之中国”，那么无论“历史的中国之学”还是“当代的中国之学”，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从另一方面看宝搏体育平台，“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这是历史与当下相互贯通的关键所在。比如宝搏体育平台，中国何以为当今的中国？除去历史的逻辑，还有文化的逻辑；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总之，中国与世界的贯通、历史与当下的贯通，应该是对“世界中国学”的基本期待。

具体而论，世界中国学特别强调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西方汉学家从异质文明研究中国文化，可能会存在某些偏差，但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关注问题的角度、切入问题的方法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恰恰是对话的机缘，也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启发我们发现被忽略的问题。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柯马丁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早期中国文学”，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中国象形文字”的核心是表音而非表意，《诗经》中诸多篇章的关键意义，在于“仪式性的表演”等等。这未必符合惯常的理解宝搏体育平台，却可能催生新的问题宝搏体育平台，使那些似乎没有多少意义的程式化歌诗显示出意义，从而激活新的研究维度。

反观之，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也特别需要中国学者予以回应，才可形成完整的链条，也才使其中的问题真正得以打开。比如最早研究中国古代“投龙”祭祀活动的并非中国学者，而是法国汉学家沙畹，这很了不起，但是他能看到的材料毕竟有限，许多文物当时根本还没有出土宝搏体育平台，因此直到不久前李零、渠敬东等中国学者得到各大博物馆的支持，在相关文献的回溯和延展中展示出“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的文化叙述，这才算说透了沙畹发现的“大问题、真问题、被人忽略的问题”(李零《读沙畹〈投龙〉》)。

此外，许多涉及中国文化和典籍的研究，可能需要还原到中国的语境才能通透解读。例如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高僧道元著有《正法眼藏》，将本来是“由汉语流传发展”的“禅思想”改换成日文表述，使这部著作始终被认为晦涩难懂，后来旅日中国学者何燕生将其翻译为汉语，还原了书中的中国佛教术语与思维逻辑，乃至东京大学末木文美士在序言中称“此书直至回归汉语母体，其内涵才真正被理解”。

杨慧林：在不同语言对同一思想的表述差异中，既能发现被窄化的内涵，也能找到跨文明思想的共通与独特逻辑。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在翻译《论语》的时候，将“恕”翻译成reciprocity(今天常被译为“互利互惠”)且全部字母用大写(RECIPROCITY)，这与朱熹“推己及人”的注解高度契合。从字形上看，“如心”的解读似乎也早已被广泛接受；但有意思的是，《说文解字》中的“恕”其实是形声字，“从心，如声”而已，并没有理雅各“译”出来的意思。所以今天的“恕”字也许多少被西化了，而西语的reciprocity经由理雅各的翻译宝搏体育平台，也无法从单一的角度予以理解。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我们完全可能从这一类概念中提取中西对话的“思想语法”，其中的“解释力”是双向的，也只能在两种语言方式的相互阐释中充分显现。

杨慧林：叙述方式体现着特定的文化逻辑，我觉得“中国叙述”还不仅仅是叙述内容的问题，更是叙述本身。比如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跳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同一律”思维，只有回到“相与而共”“由共释同”的“中国叙述”，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既是“和而不同”又要“天下大同”，既有“人类文明多样性”又有“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应该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底层逻辑。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先后担任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义》(2018修订版)、《中-间的相关性》(2025)等，以及英文论文集Christianity,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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