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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特色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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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啸：“过紧日子”强调的是削减那些日常铺张浪费、虚浮无效的支出，而不是降低干部的合理收入和待遇保障。这几年，我们街道人均公用经费从2022年的5000元/年降到2025年的4000元/年。人均公用经费虽然一降再降，但街道合理安排各项开支，没有影响日常运转。目前，我们街道社区干部的工资待遇有所提升，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夯实了工作基础。

盛慧娟：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我们要算清“省”与“花”的平衡账。我们街道紧的是公用经费、“三公”支出。公务接待全在单位食堂，严卡标准、杜绝铺张；会议能合并就不单独开，能线上就不线下；办公用品从“分散采购”改成“集中采购+共享复用”；街道还建了设备共享池，相机、笔记本电脑等按需调配，避免重复购置。把省下来的钱和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专项经费”。今年街道拟投入用于服务民生的2500万元，全部分解到老旧小区改造、管网整治等群众呼声高的问题上。

在我们查处的案件中，个别学校违规采购公车，产生的过路费、加油费、维修费等相关费用均由学校支出，挤占了教育教学正常开支。我们还发现个别庆典活动动辄花费数十万元，但其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投入并不成正比。我们要履行监督职责，确保“该省的省到位，该花的花明白”，防止出现“一刀切”式的懒政，也防止打着“过紧日子”旗号挤占民生和基层保障经费。

凌波：我们既要纠偏，也要护航，以监督树立鲜明导向，为干部划清界限，防止“过紧日子”在一些干部那里曲解变味。一方面，对浪费行为零容忍，让奢靡之风无处遁形；另一方面，要为敢于负责、善于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要严格区分“违规消费”与“正常公务活动”、“铺张浪费”与“保障基本需求”，绝不能把“过紧日子”作为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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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宁市城东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咨询窗口，这样的问题每天都有不少。近年来，为强化府院联动机制建设，深化基层治理效能，推动更多矛盾纠纷吸附在当地、化解在行业内、解决在成诉前，实现从化诉止争向少诉无诉转变。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在辖区综治中心设立“诉讼服务窗口”，立足综治中心核心枢纽，构建“速裁快处解民急、专业调处化民忧、指导调解固根基”三位一体解纷体系，为区域社会治理注入法治动能。

从借钱几百元不愿起诉到物业费催收怕伤感情，从担心调解不成白跑腿到全程衔接省心省力。这些看似琐碎的民生诉求，正是城东区“法院+综治”深度融合联动机制最鲜活的注脚。在这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正通过“前端调解优先、后端诉讼兜底”的全链条解纷模式落地生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省时、省力、更省心的司法温度。

城东区人民法院立足综治中心这一核心枢纽，深度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大格局，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在西宁市率先召开的区委法院工作会议上，这一创新模式得到了充分肯定，成为将法院工作纳入区委中心工作统筹推进的典范。特别是在物业服务治理领域，通过连续两年深度参与城东区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重点事项降诉攻坚暨物业服务主题月活动，实现了物业服务治理模式从“运动式”向“制度化”转型，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入驻区综治中心以来，共调解成功2080件，司法确认1158件。

“现在开庭！”7月2日，一声清脆而庄重的法槌声在城东区综治中心的审判法庭内敲响。随着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城东区人民法院开启了基层司法服务新模式，此次速裁审判打破传统法庭审理模式，依托综治中心平台，整合法院速裁团队与综治调解力量。案件受理后，速裁法官提前介入，联合综治中心调解员梳理案情、固定证据，因案件事实清晰、争议不大南宫28，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在综治中心敲响速裁审判“第一槌”。

在综治中心设立的速裁法庭，亦是城东区人民法院参与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的缩影。配备的专业速裁团队，通过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高效分流机制，大幅提升了审判效率。以“当日立案、当日调解、当日送达、当庭宣判”的集约化审理模式，让司法服务真正实现了提速增效。全面接入“全国法院办案办公平台”和“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实现了线上立案、电子送达、在线庭审的全流程数字化覆盖。今年3月，成功调解的一起邻里漏水纠纷案，仅用10天就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避免了诉讼对邻里关系的二次伤害。同年5月处理的务工人员工资纠纷案，通过绿色通道在48小时内完成调解协议签订和司法确认程序，充分展现了司法为民的温度和速度。

城东区综治中心“东安”系列调解室的创新设立，是城东区人民法院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生动实践。“安居、安企、安睦、安薪、安畅”5个专业化调解工作室，形成了覆盖重点领域的解纷网络。其中，“安薪”调解室构建的“预防-调解-确认”全链条劳动纠纷治理模式，在今年上半年就成功化解劳动争议纠纷56件；“安畅”调解室打造的道路交通纠纷实质化解样板，先行鉴定率达到87%，平均化解周期缩短7个工作日；“安企”调解室构建的“法院+”涉企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探索“法院+”多方联动机制，通过“法院+银保调”化解金融纠纷，新收金融诉讼案件总量同比下降27.5%，形成“专业+行业”双轮驱动模式。

城东区人民法院通过指导人民调解作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的重要抓手，通过专业赋能、规范指引和联动协作三大举措，全面提升基层调解效能。构建的“理论+案例+实践”三维指导培训体系，在今年上半年开展了4场专题培训，覆盖调解员156人次。制定的先行调解案件材料目录及操作指引，明确申请条件、材料清单与办理流程，推动调解协议规范化制作率提升至87%，开通司法确认“绿色通道”，切实增强群众对非诉解纷方式的信任度。创新“法院+司法所+社区”三级联动调解模式，形成“法院指导+人民调解+部门协同”的解纷合力，今年通过联动机制成功化解疑难纠纷67件，实现矛盾纠纷“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难事不出城区”。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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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寒微：欧洲的中国学研究有着长久传统，并为全球范围内关于中国的讨论作出了贡献。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过去都曾是研究主题。遗憾的是，如今有一种倾向愈发明显，即相较于当下，人们对历史的重视程度正在降低。然而，如果不了解历史南宫28，就无法读懂当代中国。其中包括对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历史、哲学以及早期科技发展，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佛教，长期存在的多语言现象(包括满学)，以及对中国各地区多样性及其独特文化特征的了解。

近代的诸多发展脉络，都能追溯到久远的历史之中。过去的一些冲突区域至今仍在人们的意识中留有深刻印记。这其中既包括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之间跌宕起伏的交往史、各王朝的兴衰更替，还有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教育与学术传统、官僚体制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而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间的种种经历，更是鲜活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空间里。

诸如此类关于中国的讨论，虽然在英语世界中被一些学者注意到，但大众对中国的整体认知并未涵盖这些内容，没有看到中国现代化同样面临的挑战。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缺乏历史视角，尤其是代际内与跨代际的系统性结构问题南宫28，要么被忽视，要么日渐淡化。欧洲可以从中国的应对和解决问题中学到很多，反之亦然。

施寒微：此处无法一概而论。然而，欧洲部分媒体及政客对中国所持的疏离态度，实际上不利于对中文以及所有中国相关主题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南宫28，甚至会造成阻碍。尤其是“制度性竞争”这一概念的提出，预设一种无法弥合的对立，阻碍了相互学习与反思的实现。若能更积极地秉持反思精神，人们定能获得大量认知上的收获。诸如在“代际契约”这一议题下，不同领域相关议题(如养老金、护理、公共财政债务)的不同表现形式，或将有助于形成更具差异化的认知图景。

【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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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域史研究领域，北京大学南亚学系教授段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作为季羡林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她几乎凭一己之力推动了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巴利文、佉卢文等众多“死文字”的研究，以破译“天书”的方式解开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谜题。可惜因为癌症，她于2022年3月不幸离开了人世，那颗装满奇异字符的大脑永远停止了思考。

在黄文弼之前，遗址一直是被唤为“唐王城”的。这其实不能算是一个严谨的命名，简单来说任何一处唐代的古城都可以如此指代，比如库车县塔里木乡的茫茫大漠之中就有一个规模约50万平方米的古遗址，其在2013年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录中也叫作“唐王城遗址”。只不过，托库孜萨来遗址的这个“唐王城”之名诞生得有那么一丝神奇的色彩。

清光绪年间的某个黄昏，一场狂风突然而至。一位捡柴归来的樵夫猝不及防地遭遇漫天沙尘，慌忙间就近躲到了一片废墟里，不承想竟从中捡着了几枚开元通宝。民间原本就有传言，认为废墟之下埋藏着唐朝的皇帝，这些铜钱似乎使之得到进一步印证，于是人们更加相信这里就是大唐留下的痕迹，当地后来编《巴楚州乡土志》即称“今九台北山有坡地，樵采者拾开元钱，因呼唐王城”。清末时，朝廷修纂《新疆图志》也延续了这一说法，记为：“今城东北一百五十里，图木舒克九台北山有废城，樵者于土中掘得开元钱，因呼为唐王城。”

1906年，法国人伯希和深入新疆腹地后先抵喀什，然后即驱车三百公里去探寻唐王城的秘密。比起此前的先行者，伯希和是无比幸运的。他只是随意地用马鞭鞭梢在地表扒拉了几下，一只指尖纤细的造像人手就显露出来，紧接着他又连续找到了一颗佛头和一颗面目狰狞的天王头塑。一切迹象都表明，他的脚下必定有着寺庙的遗存。

彼时的日记中，伯希和还记录了更多的惊喜：“一处旷野中的防御工事标志着我们已接近大建筑物了。最后，我在横穿一处筑有堑壕的四边形营垒后，便登上了山麓，那里有两堵大砖墙缘山而上。山顶有一处土坯建筑物，筑于八个连续的枝条排地基上。”无奈碍于冬天已经来临，他没有来得及再做大范围的勘测，仅由其助手绘制了一幅包括古城主要区域在内的平面图。

黄文弼率先打破了这一空白。1928年4月至1929年10月，他在塔里木盆地一带进行了为期一年零七个月的考察，其中也包括托库孜萨来遗址。通过他的踏查，遗址的形制得到了进一步掌握，在后来编著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里，他这样写道：“路北为古城，在北山南麓。计城三重，城墙已毁，现仅余墙基。内城自山腰绕至地面，计七百五十六米。山脚亦有古房屋建筑遗址……外城计一千零八米，接内城，绕于平地至山巅，接大外城。大外城则由外城绕山头直至山南根，计周一千六百六十八米。在南山根尚有古房屋遗迹及墓葬。”

鉴于这样的情况，托库孜萨来遗址的考古和保护显然已成为一项不容迟缓的工作了。于是2021年5月，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对口援疆工作会议上，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等单位共同商定，将对遗址展开长期的发掘和勘探。为此，他们制订了一个十五年的计划，以考证古城址形制、探究遗址功能分区、解决遗址年代与性质问题、复原遗址古环境等为明确的重点和目标。

他们还清理出了包括内城北城门墩台、主干道、夯土平台、房屋居址等在内的大量遗迹。在此基础上，遗址的形制呈现出更为清晰的轮廓，基本可以确定为四重城，从内向外分别是高台城、内城、外城、大外城：高台城雄踞于山岩之上，居高临下；内城和外城位于山下平地，城垣以西北—东南走向的山体为轴，如双臂一般拱卫着高台城与内城的左右两侧；大外城环绕外城，墙垣随形就势，所经之处既有陡峭山岭，也有缓坡平地。这四重城的城墙在剖面上也显示出了许多不同之处，有的地方是规整的土坯砖，有的地方是不规整的土坯，有的地方直接是分层的夯土南宫28，无疑说明其营筑并非一次完成，而是不同时段逐步建设的。

在盘橐城，班超前后经营了十七年。这里处于几个小国之间，位置刚好便于平衡四方，加上有山有河，地势险要且水草丰盈，便于守备和屯田，是难得的军事要地。以此为大本营，班超荡平了西汉末年之后再度崛起的匈奴势力，重新收复西域，不仅巩固了汉朝的统一格局，也恢复了张骞开拓的丝绸之路。相传，他还在这里迎娶了疏勒王室的米夏公主，并生下儿子班勇，日后也成长为征战西域的一代名将。

2023年的发掘中，东侧大外城城墙夯土台基的边缘露出了佛寺一角，经过勘测，初步认定有7000多平方米的规模。这与伯希和1906年发掘的托库孜萨来佛寺几近相同，而且彼此呈东西对称之势。同时，高台城内也发现了一处疑似的寺庙遗迹，其形制为中心设一边长2.3米的方形水池，周以方形露天庭院，庭院外分布5处小型房址，院落东侧外有方砖铺路。

文献记载中，唐代最后一位西行求经的高僧就与这里有过交集。他俗名车奉朝，原本是唐玄宗派遣护送西域罽(jì)宾国使者的随行武将，途中在据史德城身染重疾，遂留在当地养病，其间心有所感，遁入空门。痊愈后，他师从犍陀罗三藏法师舍利越魔南宫28，潜修佛法，遍游天竺，问道四十年，最终取得三部梵文佛经和一枚佛牙舍利，返归中原时于据史德城再次停留。

事实上，托库孜萨来遗址昔日的交流作用不只落实在宗教与文化上，也体现于商贸的往来。图木舒克境内如今存有穷梯木、泽梯木、阔西吞木等遗址，穷梯木在史籍中被称作“谒者馆”，既是军事防御的烽燧，也充当商贾歇脚、补给的馆驿。2023年，考古队在托库孜萨来遗址西部7公里处又新发现了一座“唐王城西驿站遗址”，院墙尚在，保存规整。

诸多的驿馆相隔而立，彼此连成一线，起点或终点都指向托库孜萨来遗址。它们共同编织成密集的商路网，连接着东与西、亚与欧、中国与世界，点亮了一条友好开放、交相辉映的通衢。正如杨睿所说：“托库孜萨来遗址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除了佛寺、戍堡、驿站，围绕着它还有骆驼房子等一系列小型的聚落遗址。它是一个庞大的遗址群，一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如此恢宏磅礴的历史图景，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还原的，尽管近些年来的考古成果解开了些许困惑，但属于托库孜萨来遗址的秘密还有许许多多。用杨睿的话讲，比起从前只是掀开帘子张望，如今虽然已经迈出了跨过门槛的一步，却也不过刚刚进屋而已。“我今年41岁，希望到我退休的时候，如果能对遗址的若干重要问题有所回答，我就很知足了。”他说。

而在完成了2023年度的工作之后，相关发掘从去年开始暂时告一段落。一方面已有的发现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另一方面保护与展示也需要提上日程：2024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导编制了一份翔实的遗址保护规划，从保护目标、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到相关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措施，再到开放计划、展示项目等，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和规范；2023年5月和2024年6月，遗址出土的文物两次在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展出，第三次展出则将在2025年10月底11月初在巴楚博物馆再次开幕，与此同时，遗址现场已于今年的5月1日部分对外开放，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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