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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委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10月12日发布汉江上游丹江口库区、汉江中下游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沿岸有关地方、单位和公众注意防范；洪水来临前精细调度丹江口水库预泄腾出防洪库容，洪水过程中丹江口与石泉、安康、潘口等水库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减轻下游地区防洪压力；督促指导陕西、湖北等地水利部门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统筹做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水库安全度汛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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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即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的500余位学者共为“中国之学”带来“世界视角”。从昔日的古典文献译介到今日的全球对话，世界认识中国的方式何以发生演变？今天构建“中国叙述”又为何需要各国学者共同参与？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幸运十分彩，对此进行解读。

杨慧林：文学作品积淀了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文化记忆，是理解一种文化生态的直接入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如此。中国古典文献的西译当然离不开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风貌呈现于生动的故事，而独特的叙述方式本身也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其受众往往遍及不同阶层，可能是其他文献难以替代的。

例如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之前，曾为其内弟推荐过一份书单，其中与中国相关的两本书都是文学作品：一是大家熟知的《赵氏孤儿》；另一是如今虽不那么广为人知、却很早就被翻译到西方的《好逑传》。《赵氏孤儿》在西方流传甚广，还影响到伏尔泰等重要思想家，成为西方认知中国伦理观念和家国情怀的重要媒介；其法文译本最早被收录于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杰斐逊看到的英译本就是据此翻译的。而他看到的《好逑传》是由英国诗人珀西编订，部分采用已有的英译本，部分是珀西本人译自葡萄牙文。与之相应，19世纪中叶以后，不断有西方学者借助西方的文学史观念，来梳理中国文学的历史。英国汉学家翟里斯在其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序言中甚至声称：“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中，这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首次尝试。”这一说法当然并不准确，但或许也可说明，文学作品对于西方认知中国是多么重要。

杨慧林：“世界中国学”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历史的中国之学”和“当代的中国之学”必当涵纳于“世界之中国”的背景之下。如果说今日之中国已不是“中国之中国”，那么无论“历史的中国之学”还是“当代的中国之学”，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从另一方面看，“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这是历史与当下相互贯通的关键所在。比如，中国何以为当今的中国？除去历史的逻辑，还有文化的逻辑；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总之，中国与世界的贯通、历史与当下的贯通，应该是对“世界中国学”的基本期待。

具体而论，世界中国学特别强调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西方汉学家从异质文明研究中国文化，可能会存在某些偏差，但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关注问题的角度、切入问题的方法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恰恰是对话的机缘，也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启发我们发现被忽略的问题。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柯马丁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早期中国文学”，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中国象形文字”的核心是表音而非表意，《诗经》中诸多篇章的关键意义，在于“仪式性的表演”等等。这未必符合惯常的理解，却可能催生新的问题，使那些似乎没有多少意义的程式化歌诗显示出意义，从而激活新的研究维度。

反观之，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也特别需要中国学者予以回应，才可形成完整的链条，也才使其中的问题真正得以打开。比如最早研究中国古代“投龙”祭祀活动的并非中国学者，而是法国汉学家沙畹，这很了不起，但是他能看到的材料毕竟有限，许多文物当时根本还没有出土幸运十分彩，因此直到不久前李零、渠敬东等中国学者得到各大博物馆的支持，在相关文献的回溯和延展中展示出“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的文化叙述，这才算说透了沙畹发现的“大问题、真问题、被人忽略的问题”(李零《读沙畹〈投龙〉》)。

此外，许多涉及中国文化和典籍的研究，可能需要还原到中国的语境才能通透解读。例如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高僧道元著有《正法眼藏》，将本来是“由汉语流传发展”的“禅思想”改换成日文表述，使这部著作始终被认为晦涩难懂，后来旅日中国学者何燕生将其翻译为汉语，还原了书中的中国佛教术语与思维逻辑，乃至东京大学末木文美士在序言中称“此书直至回归汉语母体，其内涵才真正被理解”。

杨慧林：在不同语言对同一思想的表述差异中，既能发现被窄化的内涵，也能找到跨文明思想的共通与独特逻辑。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在翻译《论语》的时候，将“恕”翻译成reciprocity(今天常被译为“互利互惠”)且全部字母用大写(RECIPROCITY)，这与朱熹“推己及人”的注解高度契合。从字形上看，“如心”的解读似乎也早已被广泛接受；但有意思的是，《说文解字》中的“恕”其实是形声字，“从心，如声”而已，并没有理雅各“译”出来的意思。所以今天的“恕”字也许多少被西化了，而西语的reciprocity经由理雅各的翻译，也无法从单一的角度予以理解。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我们完全可能从这一类概念中提取中西对话的“思想语法”，其中的“解释力”是双向的，也只能在两种语言方式的相互阐释中充分显现。

杨慧林：叙述方式体现着特定的文化逻辑，我觉得“中国叙述”还不仅仅是叙述内容的问题，更是叙述本身。比如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跳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同一律”思维，只有回到“相与而共”“由共释同”的“中国叙述”，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既是“和而不同”又要“天下大同”，既有“人类文明多样性”又有“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应该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底层逻辑。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先后担任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义》(2018修订版)、《中-间的相关性》(2025)等，以及英文论文集Christianity,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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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指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围绕促进和保护妇女权益多次作共同发言，推动通过相关决议，呼吁各国携手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持续组派高级别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与联合国组织和相关机构合作，围绕妇女减贫、数字经济、普惠金融、技术赋能、人口变化中的性别平等开展研讨，分享促进妇女发展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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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原本就有先行调解室，已经运行6年了幸运十分彩，而且在全州法院系统中调解的案件数量最多、案件质量最好，可以说为当地的社会稳定与发展贡献了法院力量。”仁增南江是治多县人民法院的一名书记员，也是“江源·十全”调解室的负责人，谈及调解室，他一脸自豪，“为了高效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今年7月，治多县人民法院在原有先行调解室的基础上升级打造了‘江源·十全’调解室，构建了更加专业化、特色化的矛盾纠纷化解平台。”

在介绍中记者了解到，“江源·十全”调解室之中的“十全”不仅呼应着治多县“十全福地”的美称，更是隐喻着这个团队由优秀党员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卸任村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法官、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巾帼调解员、社区工作者不同行业的十种人员组成，凝聚了多元社会力量幸运十分彩，将矛盾吸附在网格、化解在源头，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统计完牛的年龄、登记完，并不代表‘分牛’结束，婚姻家庭纠纷的就成果化解了，这时候更要及时宣传和劝解双方当事人，打消双方当事人的不平衡心理，避免矛盾升级。所以分牛现场很多时候也是巡回审判现场。”仁增南江说道，“每个月，我们至少要去牧区五六次，这些牧民家里多则四五百头牦牛，少的也有三四十头，‘分牛’前干劲满满，分完精疲力尽。”

2012年5月，A村委会与谢某某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约定A村委会将空场地租赁给谢某某使用，租期10年，租金每年14000元。后谢某某为满足其工程需要在承租的空地内修建了多处住房供工人居住及堆放设施设备。2015年谢某某因工程项目投资失败，A村委会经多方查找无果，向治多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谢某某支付长达10年租金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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